張旭民:辭職維權的檢察官
  因懷疑暗箱操作,一位檢察官歷時三年對現任領導公開實名舉報,遞交辭職報告時他說,“連自己的權益都維護不了,還當什麼檢察官”
  本刊記者/劉子倩(發自太原)
  53歲的檢察官張旭民曾將百餘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監獄,但在他檢察官工作的最後階段,他“挑戰”的對手變成了曾朝夕相處的同事。因懷疑上崗競爭票數問題,繼而懷疑整個程序有問題,張旭民舉報單位領導,併為此上訪。
  張旭民要舉報的是現任山西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嚴奴國。在這個實名舉報蔚然成風的年代,記者檢舉官員,情婦揭發貪官,但在職檢察官實名舉報自己上司,極為罕見。聽了他的決定,親友們表情錯愕:你瘋了吧?
  不僅如此,2013年8月,張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遞交了辭職報告,一個月後,在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常委會上,決定免去張旭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職務。
  整個事件其實並不複雜。2009年,山西省檢察院的一次處長競崗過程中,張旭民意外落選,他覺得事有蹊蹺,在調查中發現計票過程存在問題,因此懷疑競爭上崗過程中,涉嫌暗箱操作。
  一場長達三年的舉報拉鋸戰就此展開,事件也變得愈發複雜和敏感。張旭民原來只希望通過舉報公佈調查結果,還他選票清白,最終卻以他辭職宣告結束:“我連自己的權益都維護不了,還當什麼檢察官。”
  “一根筋”的檢察官
  1960年,張旭民出生在一個幹部家庭,是家中6個孩子的老五。張旭民的童年記憶幾乎都是黑色的。他小學入學的第一天晚上,紅衛兵沖入家中,押走了身為保德縣委書記的父親,打成“走資派”,關在一個廢棄窯洞里。武鬥開始後,整個縣城斷糧、斷水、斷電,張旭民幫著哥哥姐姐將沾上水的破氈子掛在窗上,防止子彈打進來。
  “官二代”張旭民在十六歲那年,初中畢業回到老家保德縣化樹塔村插隊,在林場里學育苗育種,一干就是三年。37年後,這門手藝再次成了他的謀生手段。
  文革結束後,張旭民到父親所在的忻州運輸公司當了一名學徒,先當售票員,又考取了駕照。1982年,忻州地區檢察分院到運輸公司招收會開車的法警,技術和文化考核成績突出的張旭民自此進入了檢察系統。
  在檢察院,一位領導建議他在擔任法警的同時,學習業務知識。張旭民開始參加案件討論,當起書記員。1984年,中國政法大學在山西函授招生,80人報考,最終只錄取了8人,張旭民名列前茅。一邊學習一邊辦案,政法大學教師每個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課,“講的內容與在校學生一模一樣。”張旭民特意強調。
  不久,張旭民成為助理檢察員,開始主辦案件,擔任公訴人。當時沒有複印機,為了短時間內看完卷宗,張旭民經常通宵做閱卷筆錄。忻州檢察院原紀檢書記郎俊芳至今還記得,張旭民在庭上只帶公訴提綱,所有公訴意見都印在腦子裡,在法庭辯論時口若懸河,邏輯清晰,提問絲絲入扣。張旭民皮膚黝黑,國字臉,說話鏗鏘有力,“法庭上一開口就有震懾效果”。郎俊芳回憶。
  郎俊芳眼中,張旭民辦案認真,為人正派,但性格過於耿直,說話從不拐彎抹角,容易得罪人。
  在忻州檢察系統,張旭民是出了名的“一根筋”。1987年,他在忻州地區檢察分院工作時,辦公室經常發生盜竊,不少同事背著老婆藏在抽屜里的“私房錢”被偷,鐵皮櫃里的卷宗被翻得亂七八糟。當時,公檢法集中在一個院子辦公,多次向公安報案都未有進展。
  年輕氣盛的張旭民主動申請值夜班,並放話:一定抓住小偷。守株待兔多日,張旭民與一名同事配合,終於把竊賊候個正著。開燈一瞅,傻了眼,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長年僅16歲的兒子。同事蒙了:“怎麼辦?”“沒啥好說的,送派出所。”張旭民說。
  第二天上班,檢察院專門開了表彰會,給張旭民發了獎狀,獎金一百元,相當於他兩個多月的工資。但大院里的人不以為然,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,內部教育即可,沒必要興師動眾地扭送到派出所。不少人覺得,這個小伙子愛出風頭:“低頭不見抬頭見,你讓孩子家長怎麼看你。”
  張旭民不以為意:我幫他教育兒子,有什麼錯嗎?
  “不通過組織程序,師出無名,我不乾”
  憑藉這股執拗勁兒,張旭民連續兩年被評為全省優秀公訴人,1988年,調入山西省人民檢察院起訴處。
  這是張旭民功成名就的起點,也是他最終黯然神傷之地。1995年,張旭民因在兩個涉黑文物犯罪集團公訴中表現突出,榮立三等功,一年後被提拔為省檢察院起訴處副處長。
  1998年12月,專案組接到線索,一起盜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潛回老家。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負責,但考慮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統的“保護傘”,張旭民主動要求參加抓捕行動。
  幾名警察跳進院中實施抓捕,犯罪嫌疑人從後窗順勢上了房,守在牆外的張旭民也跟著爬了上去。未曾想,犯罪嫌疑人躲在煙囪後,抄起一根木棍朝張旭民劈了過來,張直接從近四米高的房頂跌落下來,頸椎受傷,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。
  這次腿傷跟隨了張旭民的後半生。從1998年至今,他住過8次院,做過7次手術,由於肌肉萎縮,如今走起路來仍有些跛,最終民政部門認定為五級因公傷殘。受傷一年後,張旭民榮立一等功,被授予山西省勞動模範稱號。
  但他的健康已受到嚴重影響。2004年,他離開一線,被提拔為正處級檢察員,調至檢察院巡視組。
  他的一根筋性格卻沒有改。2001年單位機構改革時,張旭民剛出院上班,發現無論是單位排名,還是更新的通訊錄上,他都排在試用期副處長的後面。他直接跑到檢察長辦公室討說法:“我已擔任副處長五年了,怎麼會排在試用期副長處後面?”
  2005年,檢察院發放醫療補助的名單中遺漏了他的名字,領導告訴他,寫個說明交上來,就可以把錢補上,“我不寫,本來就要發給我的。”張旭民轉身走了。
  2006年,省檢察院決定對處長崗位進行推薦。張旭民到推薦現場才知道,名單里沒有自己。領導找他談話,表示作為正處級檢察員,可直接為他安排實職崗位。但張旭民卻不同意:“不通過組織程序,師出無名,我不乾。”
  張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因遺漏張旭民的名字,政治部主任還在大會上公開檢討。“他自尊心太強,太好面子。瞭解他的人說他好,但不瞭解的則覺得他太擰,和部分同事相處並不是很融恰。”
  可在張旭民眼中,作為檢察官,如果連程序正義都做不到,那公平正義都是空談。
  “申請選票公開是我的知情權”
  時間來到2009年3月,山西省人民檢察院舉行競爭上崗考核,以推薦、筆試、面試的形式,對十個處長、十八個副處長和十八個處級檢察員崗位進行公開競爭,時任政治部主任嚴奴國擔任競爭上崗辦公室主任。此時,張旭民所在的巡視組已被撤銷,分流到人民監督員辦公室,這被視為閑差中的閑差。不甘寂寞的張旭民決定參加競爭一個處級崗位,他是報名者中唯一競爭平級崗位的處級幹部。
  60人報名參加處長崗位競爭,按照規定,推薦、筆試的前30名入圍面試。在300名副科以上幹部以無記名民主推薦中,張旭民得了37票,筆試成績75分,排在40名之後。但張旭民自己估計,他的得票數應在一百張左右。他向投過他票的同事徵集簽名為其作證,待簽到20多個時被領導叫停,通知他政治部將啟動覆核。
  他向院黨組提出口頭申訴,要求公開選票,“開始憑的是職業敏感。”張旭民說,他對自己的為人和能力頗為自信,早在2001年,單位推薦省勞模時,17個支部投票,他得了12票。
  張旭民找到時任檢察長反映選票情況。檢察長告訴他,按程序規定,政治部應有一份計票彙總表,上面記錄每個參與者的得票總數,有政治部副主任、監察處長、機關黨委書記的簽字,可供查證。
  但嚴奴國卻對張說,彙總表已經與推薦票一起密封了。張旭民又分別找到有權力在計票彙總表上簽字的三人,只有監察處長承認在彙總表上簽過字,但並未留意具體票數,其餘二人都明確表示,沒有在彙總表上簽過字,其中一個人,當時並不在計票現場。
  就這樣一個簡單的表格與簽字問題,都糾結不清,張旭民決定,向院黨組正式提出申訴。嚴奴國勸他,正值領導變動,這樣可能引起混亂,要考慮後果。張旭民生氣地回答:“那從現在開始,我公開舉報你。”   
  當年6月,新任檢察長上任,張旭民再次提出申訴,還將申訴書寄往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山西省委組織部。半年後,政治部通知他,正式受理申訴。可僅過了五天,張再次接到通知,覆核中止。這一切都讓張旭民越來越相信:他的推測可能是對的。
  2010年4月,張旭民向中央巡視組投寄了申訴材料。7月,政治部告知,將受理申訴。但一個月後,調查組向張通報了調查情況:覆核了涉及張旭民的兩袋推薦票,其中一袋密封,另一袋沒有密封,張旭民共得37票,與公示票數一致。張問:為何一袋沒有密封?密封的有無紀檢組公章。調查組回應,沒有公章,只是糊著白紙條。張追問:除推薦票外,是否覆核計票表和彙總表?調查組組長回覆說,調查沒有發現這些表,政治部沒有提供,也不清楚是否有這些表。結論:覆核無誤。
  張旭民自己也在暗自調查,他找到總監票人、計票員和監票工作人員,請他們講述計票過程並錄音取證:總監票人說,計票分四個組,每個參竟者的公示票數均應是四個組計票表的彙總;計票結束後,推薦票全部由紀檢組蓋章密封。
  密封袋被開封,沒有公章,計票表和彙總表失蹤……張旭民多次追問,調查組的解釋是:推薦票檔案袋沒有密封和蓋章,確實是不嚴謹,至於計票表和彙總表找不到,則不在調查範圍之內。
  不過,張旭民到調查組負責人處查看檔案袋存放照片時意外發現,除了涉及自己的兩袋外,其他6袋均蓋章密封。“那張圖很大,我看得很清楚。”張旭民說,但他要求拍照時,負責人拒絕了。
  一些同事和老領導私下勸他放棄申訴,沒憑沒據懷疑組織,後半輩子畢竟還要在檢察院大院里生活。張旭民反問:“申請選票公開是我的知情權,他們沒有貓膩為什麼一推再推。我的申訴就跟提起公訴一樣,沒有正當理由為什麼要撤訴呢?”
  但意外接踵而至。一次散步時,他被一青年撞倒,導致傷腿的股骨頭壞死,女兒停放在家門口的新車也被砸。張旭民妻子勸他,“你要想想女兒還在政法系統工作。”
  “開弓沒有回頭箭。”張旭民回答,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“我在潛意識里,沒有覺得這是自己的事,還以為自己是在辦案。”
  “這哪裡是抹黑,明明是洗臉”
  多次調查結論仍是覆核結果與公示一致。張旭民開始給中紀委、中組部郵寄舉報材料。掛號信的回執單裝了滿滿一信封,至今無一回覆。一些如今已是地方檢察院領導的老同事不約而同地勸他,該拿的榮譽都拿了,該歇歇了。
  張旭民卻開始給老同事“普法”,何為程序正義。他說,好比買東西排隊,人人都能得到公平,若容忍一個人插隊,秩序就被打亂了。
  “如果打亂了還沒人制止、糾正或者較真,公共秩序只會越來越差。”如今,諸多違法的公共事件引發爭議,在張旭民看來,做到程序正義才是杜絕錯案冤案的關鍵。
  2012年12月,張旭民第一次在網上發帖舉報。半年之後,他進京上訪,向中紀委舉報中心、中組部信訪辦遞交了舉報材料。媒體開始關註,單位勸告他不要給省檢察院抹黑,“公開解決問題不好嗎?”張旭民說,“這哪裡給單位抹黑,明明是在洗臉。”
  時間到了2013年,事件仍無結果。省檢察院宣傳處一位負責人接受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採訪時表示,省紀檢委、省政法委和省組織部都曾參與調查,投票完畢確實按要求完全密封,不過開口也是自然現象,“我們幾百人投票,如果篡改的話,那要多大的工作量。”
  “他太要強,有個性,不能正視問題,走不出心理困境,其實對於個人升遷要正確看待,不要跟組織過不去,這樣不太合適。”這位負責人說。
  可張旭民不這樣看,他說即便成功競爭上崗,如果領導明確希望他把位置留給年輕人,他也會爽快應允,“我要的是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的過程。”
  2013年8月,張旭明提出提前退休,並遞交了辭去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法律職務的報告。一個月後,辭職被批准。最近,他向再次來到山西的中央巡視組寄送了舉報材料。他說,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舉報。
  如今,他與堂弟合伙在老家蓋了上千平米的羊圈,包了200畝荒山,計劃搞農業開發,自己育苗,植樹造林。“沒想到,16歲學的技術又用上了”。 ★
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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